4月20日，谷雨时节。雨生百谷，成果落地。
在今年的广交会启幕后，广州东方宾馆，这座历史上为广交会而生的老字号酒店，迎来了另一场盛会——大湾区创新生态大会。如果说，广交会是要把产品卖全球，大湾区生态大会就是要用产业需求吸引全国乃至全球技术来落地。
这里无关货物交易，而是以科技创新串联制造与服务，构建关于“两业融合”的新想象。
“我期待下一个DeepSeek在广州、在大湾区出现。”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的发言获得满堂掌声。他表示，这里能够把各种各样的关系、资金、机会、人才和国内外资源融会贯通，能够解决科技创新进程中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大会主论坛上的一幕。高志凯期待的创新故事，实则从更早时就开始了。
“七懂”人才有了培育成长的沃土
大会伊始，中国技术市场协会会长杨显武在致辞中，开口便拉了一条跨越四十年的时间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技体制改革，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再到去年工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一路走来的脉络表明，科技成果要实现从科学研究到实验开发，再到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而这一跳的“关键纽带”，是科技服务业。
杨显武并未回避这个行业的尴尬——“目前还很弱小，无论是人员数量、服务质量还是产业影响力，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他同时展望，“十五五”大幕开启，未来五年将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时期，也必将是科技服务业大显身手、加快发展的时期。
大会期间，一系列的举措活动，都是为发展壮大我国科技服务业提供现实注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技商学院揭牌，瞄准的是“培养精通技术、善于管理、熟悉资本的高层次科技产业领军人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柴建拆解道：技术经理人需要懂理论、懂技术、懂产业、懂政策、懂投资、懂管理——“七懂”人才。
全国首部《技术经理人执业能力评价白皮书》也在大会发布。技术经理人服务业有个痛点：“拿了证的不干活，干活的没拿证。”所以，要做能力评价，“谁评价谁用”。目前，全国线上有4000个兼职技术经理人，这在实践中远远不够。业界希望，未来有上万个技术经理人通过能力评价。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科创之星”榜单启动。长城战略咨询华南区总经理孔伟强提供了一组数据：首期科创未来之星评选吸引了400多家企业报名，最终80家入选，分布在10个技术领域、35个前沿细分赛道。创始团队中，41家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29名教授创业。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共识：挖掘更早、更小的科创企业，正在成为生态共建的新方向。
产业“护城河”应该怎么造？
主旨演讲环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董事长武文生讲了一个关于“场景”的故事。
从硅谷回苏州创业的刘圣，深耕光模块领域，一度找不到应用场景。转机出现在谷歌提出40G高速光模块的产业需求。刘圣抓住机会，做出40G的光模块，通过谷歌认证，当年就获得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后来，他的企业与英伟达建立战略合作，成为全球头部光模块厂商。
“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武文生强调。他提到，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已印发关于场景培育和开放的文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19次提到场景，今年国家层面将推出10个左右重点领域综合性开放场景。
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董事长秦海鸥讲了另一个故事：张雪机车。
张雪机车的成功，本质上是中国产业链深度协同的成功。在他背后，少不了季华实验室的硬核技术支撑——他们攻克了太铝合金气门这项世界级技术难题。这不是简单的技术授权，而是“技术团队创业、实验室支持持股、产业端独家绑定”。
秦海鸥问了一个问题：张雪当初为什么要离开原来的公司？答案是，他想把所有利润和融资都投向研发。在生存和发展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这也是秦海鸥自己的命题。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2019年成立，从办大赛、做科技信贷、举办创投周一路走来，服务了5万家企业，帮助超过1000家企业融资490亿元。但他发现，“产业的痛点不是融资贷款，而是如何构建护城河”。
于是，大湾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开始自研数字化系统、做产业链技术洞察、投“负一轮”项目——基于产业需求匹配技术，投入研发费用推进概念验证和小试，成功了就以投入的研发费用作价，以知识产权入股成立公司；失败了就与企业共同承担结果，已投入的资金全部算作项目的研发投入。
整个过程，没有对赌，只有共生。
科技产业与服务的“双向奔赴”
科技服务业如何从宏观叙事走向企业实践的毛细血管？扎根制造业一线的企业家用各自经历给出了回答。
做了27年能源装备，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姜新宇经历过“单一卖产品”的初级模式——研发、生产、销售、回款，一个闭环。但内卷来了，净利润往往只有几个点。姜新宇开始琢磨：能不能把制造和服务融合？
后来，他们投资调频储能电站，2025年电网收益2.8亿元，净利润1.7亿元。“如果只是单纯卖装备，顶多几个点的净利润。但融入电网服务之后，高技术产品变成了服务的工具。”
不同赛道上，企业家们面临的境遇却是相似的：科技制造与现代服务的边界正在消融。
二十多年前，洁特生物董事长袁建华从美国回国创业，研制实验室耗材。创业前15年，袁建华和团队就是“开展会、卖产品、签订单、交货、收钱”。后来，他发现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客户黏性，便转型做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袁建华的方法很朴素：问客户“你有什么需求”。同时，他抓住中国生物医药爆发的契机：一款新药的研发周期长达十到十五年，一旦药企选用了的试剂，就不能轻易更换。“只要提供优质产品和良好服务，他永远是你的客户。”袁建华说。
企业家在产业一线摸索融合的路径，投资人则在用另一种方式搭建桥梁。
广州守正用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何荣天有着二十余年的投资经验。他提到，科技成果转化要经过“死亡之谷”，方向应该反过来——“有市场刚需的产业资本和投行资本，主动去实验室把他遴选出来，才有可能成功。”
何荣天用以投资人的眼光建言科技服务：“不要帮别人做转化就收多少钱，你可以赋能他，用赋能占有股份。如果他成功了，比你收十万八万要多得多。思维一变，人家也没有负担了，共生共长。”
大湾区足够博大，容得下任何梦想。有人从卖产品转向卖服务，有人从找资本转向建壁垒，有人从单打独斗转向合伙共担……看似微小的转向，拼在一起，便是一个区域创新生态从量变到质变的时代刻度。
南方+记者 李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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